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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1-7-25 07:03:48 | 查看: 478| 回复: 0
余世存:学者,曾任《战略与管理》执行主编,《科学时报》助理总编辑,现为自由撰稿人,被媒体称为“当代中国最富有思想冲击力、最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知识分子气质的思想者之一”。
不知不觉间,回北京已近2年了。
从云南大理的世外桃源,到京城的蜗居,这是生命中一条漫长的路,余世存的答卷,是《非常道》的第二部。
像上部一样,它依然是披阅诸书后的精华采撷,每段寥寥百余字,写尽生命的体悟与感慨,所不同的是,这本记录的都是国外学者、思想家、历史人物的言行。用余世存的话说,这代表着一个从鲁迅到胡适的视角转化的过程。
从追寻历史真相,到遥望天下大势,从汲汲于当下,到回归大历史的安详,愤怒变成了一种平静,苦闷积淀出一份成熟,因为方向与解决方案如此明确,当我们相信历史潮流纵然会跌宕起伏,但终于不可逆转时,我们又如何不充满信心呢?又如何不选择理性精神呢?
在时光的这条大河中,永远会有泥沙泛起,永远会有丑陋的疯狂,永远会有麻木与随波逐流, 但没人能阻挡它的前行,历史终将沿着自己的河道,向大海奔去。因为文明是一种永生的力量,凭着摧残、遮蔽与扭曲,是永远无法抹去它的尊严的。
道可道,非常道。
非常见证着我们与世界,见证着过去与明天。所以,没有理由放弃,我们仍将坚持。
找到了读书人的本分
北京晨报:为何放弃了云南大理的世外桃源?
余世存:当然是为了生存。离婚后房产、车子都放弃了,今后生活缺乏保障,不得不回来。也许在北京呆个两三年,将来会去郊区找个地方。
北京晨报:隐居生活有意思吗?
余世存:在大理,我租了一个农家院,前后住了将近3年,今天每个人都急于分享城市化的红利,但它和我内心始终有距离,远离尘世,让我找到了读书人的本分,就是安安静静读书,写点对自己诚实的东西,这样也对得起读者。
北京晨报:这三年有什么收获?
余世存:主要是把身体调养好了。我有痛风,在北京时,医院手术失败,为了掩盖他们的失误,便将我的脚趾切掉了一个。现在我又能喝啤酒了,在大理,我在一家道观住了3个月,练了太极等,回来和专家聊,专家说我是“乱拳打死老师傅”,讲不出什么道理,也许与生活更规律有关,也许与练功有关,总之,现在精神状态比较好。
北京晨报:回来后在做什么?
余世存:以我这样的状况,也无法上班,别人也不敢聘用我,依然是靠写专栏生存。回来后尽量少与外界联系,基本宅在家里,作息很规律,内心依然安静和踏实。
最早的微博体作家
北京晨报:如果论起来,你可能是中国微博体写作的第一人了。
余世存:确实不少人开玩笑说我是“微博之父”,《非常道》第一本是2005年出的,那时国内还没有微博这个概念,2007年,我曾经向朋友建议,做一个网站,每帖不超过200字,结果还真做了一个,可惜没推广起来,但它比饭否、新浪微博都早。我确实比较早地想到这种体裁,因为它本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传统样式,不论是《论语》,还是《世说新语》、《沧浪诗话》,乃至《人间词话》,都是这样的创作,这种写作方式对读者要求比较高,需要他们能理解。我能比较早地用这种方式写作,心里还是挺高兴的。
北京晨报:但在微博大潮中,您似乎被忽略了。
余世存:这没办法,在今天,有想法没用,这是一个资本时代,资本家的实力决定一切。但我觉得这样的创作应该倡导,在微博上,很多人在骂,包括我的一些朋友,也经常对一些现象怒骂,我觉得骂没用,应该拿出实际的作品来,好的作品才能赢得读者的尊重。
示范真正的世界情怀
北京晨报:《非常道》两本之间,隔了7年,是不是太久了?
余世存:刚开始没想往下写,2005年虽然在搜集资料,但并不是刻意那么做,只是要读书、上网,随手整理一些卡片。2009年4月,《中国不高兴》出版,其中专门有一节用来骂我,叫《警惕余世存式的知识精英主导一个国家的精神品质》,标题起得不错,文章写得可就太烂了。此前我没想到所谓民族主义者们的内心这么焦虑,所以我也很感谢他们,希望通过一本书,示范真正的中国情怀与世界情怀,将20世纪人类的精神话语全面地表达出来。
北京晨报:今天许多所谓的民族主义者,确实难以理喻,似乎除了“口号+脏话”之外,基本没有逻辑。
余世存:我和他们中的一些人认识,也曾经是朋友,感觉像小孩一样,自由主义的旗帜被别人扛走了,觉得没话语权,就另外再树一个旗帜。其实历朝历代都不乏这样的人物,一旦崩盘,他们比别人转得要快得多,因为他们太势利,根本用不着担心。
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太表面
北京晨报:写完这本书,最大的感受是什么?
余世存:感到很悲哀,我们许多人对世界的了解太表面化了,依然停留在林则徐的认识水平上,在今天,这可以说是“睁眼瞎”,对于世界文明的规则、积淀与理念,我们的理解有待深化。这本书写了上千名西方人,绝大多数的人生都很精彩,他们的生命没有被耽误,相比之下,我们耽误了几代人,差钱的时候仰视别人,不差钱时俯视别人,实在很幼稚。
北京晨报:写这本书的主旨是什么?
余世存:这本书的主旨,在于向国人说明该如何去做一个现代的文明人,而一个人的生命价值究竟能做多大。书中许多人从步入社会开始,就在创造着生命价值,这些价值已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,比如创立红十字会的杜南、今天护士节纪念的南丁格尔,他们奠定了当代人的生存方式,相比之下,我们做了多少呢?中国是否应为世界创造更多的文明样式呢?前一段我读龚自珍诗集,和章先生说,我给龚自珍、苏东坡端茶倒水的资格都没有,章先生说太对了,她连给他们当个丫环的资格也不够。古人的生命厚度,是我们无法想象的。今天有了点钱,就到处指点江山,实在是搞笑。
我们应给时代交出答卷
北京晨报:一方面是我们与世界的差距,另一方面是甚嚣尘上的反智声音,则读书人该何去何从?
余世存: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到力所能及的方面,把立得住的东西传递出来。我的很多朋友喜欢在网上论战,我不太同意,在今天,更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,把事情做好了,就是无言的教导,比论战更有号召力。我不相信有好的作品、好的成果,人们会视而不见。如果真理在你这一边,那么就要注意你的一言一行,你不可能PK不过他们。人都是有是非感、善恶感的,关键是要有说服力、感染人的作品。
北京晨报:也许在话语权不均衡的时代,大家难免会有所担心?
余世存:还是要有自信,中国近代史无数挫折,文化依然在传承,“文革”最终也没能革掉文化的命,在今天,商品经济更不可能让文化销声匿迹。这么多人心知肚明,就是明证。所以还是要做好力所能及的事,所谓“君子取势不取名”,大势所至,挡都挡不住,在这个过程中,一切低迷都是正常的,而低迷时期,恰好是踏踏实实做事的人交答卷的时候。
可惜被删掉了4万字
北京晨报:吴敬琏先生为何会给您这本书作序?
余世存:其实我也不认识他老人家,是朋友介绍,他看了我的书稿后,给我写的序。
北京晨报:这本书最大的遗憾是什么?
余世存:原本有个人名索引,介绍了书中1000多名西方历史人物,这些人中,三分之一曾经被妖魔化,比如爱因斯坦曾被说成是“反动学术权威”,萧伯纳曾被说成是“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作家”,肯尼迪被说成是“战争贩子”、“反共老手”。我很希望这4万字能附在书后,因为确实下了一番工夫,但完全印出来,至少要增加几十页,会影响经济效益,最终还是删掉了,非常遗憾。
北京晨报:通过这本书,您希望读者能看到什么?
余世存:希望他们能看到世界文明更丰富的侧面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《非常道》第一本是鲁迅版,写的都是中国历史,而第二本则是胡适版,我的写作心态更从容一些,是站在个人主义的立场上来展示现代文明,与书中的内容相互对比,我们今天的一些行为实在太愚昧了,应该反省。(陈辉)
还有很多东西没恢复,还得继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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