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具有历史使命感的思想者余世存

程穆

余世存：学者，曾任《战略与管理》执行主编，《科学时报》助理总编辑，现为自由撰稿人，被媒体称为“当代中国最富有思想冲击力、最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知识分子气质的思想者之一”。

不知不觉间，回北京已近2年了。

从云南大理的世外桃源，到京城的蜗居，这是生命中一条漫长的路，余世存的答卷，是《非常道》的第二部。

像上部一样，它依然是披阅诸书后的精华采撷，每段寥寥百余字，写尽生命的体悟与感慨，所不同的是，这本记录的都是国外学者、思想家、历史人物的言行。用余世存的话说，这代表着一个从鲁迅到胡适的视角转化的过程。

从追寻历史真相，到遥望天下大势，从汲汲于当下，到回归大历史的安详，愤怒变成了一种平静，苦闷积淀出一份成熟，因为方向与解决方案如此明确，当我们相信历史潮流纵然会跌宕起伏，但终于不可逆转时，我们又如何不充满信心呢？又如何不选择理性精神呢？

在时光的这条大河中，永远会有泥沙泛起，永远会有丑陋的疯狂，永远会有麻木与随波逐流， 但没人能阻挡它的前行，历史终将沿着自己的河道，向大海奔去。因为文明是一种永生的力量，凭着摧残、遮蔽与扭曲，是永远无法抹去它的尊严的。

道可道，非常道。

非常见证着我们与世界，见证着过去与明天。所以，没有理由放弃，我们仍将坚持。

找到了读书人的本分

北京晨报：为何放弃了云南大理的世外桃源？

余世存：当然是为了生存。离婚后房产、车子都放弃了，今后生活缺乏保障，不得不回来。也许在北京呆个两三年，将来会去郊区找个地方。

北京晨报：隐居生活有意思吗？

余世存：在大理，我租了一个农家院，前后住了将近3年，今天每个人都急于分享城市化的红利，但它和我内心始终有距离，远离尘世，让我找到了读书人的本分，就是安安静静读书，写点对自己诚实的东西，这样也对得起读者。

北京晨报：这三年有什么收获？

余世存：主要是把身体调养好了。我有痛风，在北京时，医院手术失败，为了掩盖他们的失误，便将我的脚趾切掉了一个。现在我又能喝啤酒了，在大理，我在一家道观住了3个月，练了太极等，回来和专家聊，专家说我是“乱拳打死老师傅”，讲不出什么道理，也许与生活更规律有关，也许与练功有关，总之，现在精神状态比较好。

北京晨报：回来后在做什么？

余世存：以我这样的状况，也无法上班，别人也不敢聘用我，依然是靠写专栏生存。回来后尽量少与外界联系，基本宅在家里，作息很规律，内心依然安静和踏实。

最早的微博体作家

北京晨报：如果论起来，你可能是中国微博体写作的第一人了。

余世存：确实不少人开玩笑说我是“微博之父”，《非常道》第一本是2005年出的，那时国内还没有微博这个概念，2007年，我曾经向朋友建议，做一个网站，每帖不超过200字，结果还真做了一个，可惜没推广起来，但它比饭否、新浪微博都早。我确实比较早地想到这种体裁，因为它本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传统样式，不论是《论语》，还是《世说新语》、《沧浪诗话》，乃至《人间词话》，都是这样的创作，这种写作方式对读者要求比较高，需要他们能理解。我能比较早地用这种方式写作，心里还是挺高兴的。

北京晨报：但在微博大潮中，您似乎被忽略了。

余世存：这没办法，在今天，有想法没用，这是一个资本时代，资本家的实力决定一切。但我觉得这样的创作应该倡导，在微博上，很多人在骂，包括我的一些朋友，也经常对一些现象怒骂，我觉得骂没用，应该拿出实际的作品来，好的作品才能赢得读者的尊重。

示范真正的世界情怀

北京晨报：《非常道》两本之间，隔了7年，是不是太久了？

余世存：刚开始没想往下写，2005年虽然在搜集资料，但并不是刻意那么做，只是要读书、上网，随手整理一些卡片。2009年4月，《中国不高兴》出版，其中专门有一节用来骂我，叫《警惕余世存式的知识精英主导一个国家的精神品质》，标题起得不错，文章写得可就太烂了。此前我没想到所谓民族主义者们的内心这么焦虑，所以我也很感谢他们，希望通过一本书，示范真正的中国情怀与世界情怀，将20世纪人类的精神话语全面地表达出来。

北京晨报：今天许多所谓的民族主义者，确实难以理喻，似乎除了“口号+脏话”之外，基本没有逻辑。

余世存：我和他们中的一些人认识，也曾经是朋友，感觉像小孩一样，自由主义的旗帜被别人扛走了，觉得没话语权，就另外再树一个旗帜。其实历朝历代都不乏这样的人物，一旦崩盘，他们比别人转得要快得多，因为他们太势利，根本用不着担心。

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太表面

北京晨报：写完这本书，最大的感受是什么？

余世存：感到很悲哀，我们许多人对世界的了解太表面化了，依然停留在林则徐的认识水平上，在今天，这可以说是“睁眼瞎”，对于世界文明的规则、积淀与理念，我们的理解有待深化。这本书写了上千名西方人，绝大多数的人生都很精彩，他们的生命没有被耽误，相比之下，我们耽误了几代人，差钱的时候仰视别人，不差钱时俯视别人，实在很幼稚。

北京晨报：写这本书的主旨是什么？

余世存：这本书的主旨，在于向国人说明该如何去做一个现代的文明人，而一个人的生命价值究竟能做多大。书中许多人从步入社会开始，就在创造着生命价值，这些价值已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，比如创立红十字会的杜南、今天护士节纪念的南丁格尔，他们奠定了当代人的生存方式，相比之下，我们做了多少呢？中国是否应为世界创造更多的文明样式呢？前一段我读龚自珍诗集，和章先生说，我给龚自珍、苏东坡端茶倒水的资格都没有，章先生说太对了，她连给他们当个丫环的资格也不够。古人的生命厚度，是我们无法想象的。今天有了点钱，就到处指点江山，实在是搞笑。

我们应给时代交出答卷

北京晨报：一方面是我们与世界的差距，另一方面是甚嚣尘上的反智声音，则读书人该何去何从？

余世存：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到力所能及的方面，把立得住的东西传递出来。我的很多朋友喜欢在网上论战，我不太同意，在今天，更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，把事情做好了，就是无言的教导，比论战更有号召力。我不相信有好的作品、好的成果，人们会视而不见。如果真理在你这一边，那么就要注意你的一言一行，你不可能PK不过他们。人都是有是非感、善恶感的，关键是要有说服力、感染人的作品。

北京晨报：也许在话语权不均衡的时代，大家难免会有所担心？

余世存：还是要有自信，中国近代史无数挫折，文化依然在传承，“文革”最终也没能革掉文化的命，在今天，商品经济更不可能让文化销声匿迹。这么多人心知肚明，就是明证。所以还是要做好力所能及的事，所谓“君子取势不取名”，大势所至，挡都挡不住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一切低迷都是正常的，而低迷时期，恰好是踏踏实实做事的人交答卷的时候。

可惜被删掉了4万字

北京晨报：吴敬琏先生为何会给您这本书作序？

余世存：其实我也不认识他老人家，是朋友介绍，他看了我的书稿后，给我写的序。

北京晨报：这本书最大的遗憾是什么？

余世存：原本有个人名索引，介绍了书中1000多名西方历史人物，这些人中，三分之一曾经被妖魔化，比如爱因斯坦曾被说成是“反动学术权威”，萧伯纳曾被说成是“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作家”，肯尼迪被说成是“战争贩子”、“反共老手”。我很希望这4万字能附在书后，因为确实下了一番工夫，但完全印出来，至少要增加几十页，会影响经济效益，最终还是删掉了，非常遗憾。

北京晨报：通过这本书，您希望读者能看到什么？

余世存：希望他们能看到世界文明更丰富的侧面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《非常道》第一本是鲁迅版，写的都是中国历史，而第二本则是胡适版，我的写作心态更从容一些，是站在个人主义的立场上来展示现代文明，与书中的内容相互对比，我们今天的一些行为实在太愚昧了，应该反省。（陈辉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