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端阳

第一编  先秦文学

绪论

先秦是中国文化发生和初创的时期，是中国文学上古期的第一段。这时所确立的文化精神对后世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。先秦文学作为先秦文化的一部分，以其独有的魅力，昭示着中国文学强大的生命力。先秦文学尚未从当时浑沌一体的文化形态中分离出来，先秦文学的特征与这时特殊的文化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。

端阳

第一节  中国文学的源头

    传说时期的文学 早期文字与书面文学的产生 诗乐舞紧密结合

　　中国文学的产生可以一直上溯到文学产生以前的远古时期。原始的神话传说和歌谣，在人们口头代代流传，经过漫长的时间，才用文字记下一鳞半爪。由于时间久远口耳相传导致变异，后世见诸文字记载的原始文学很难说是其原貌。这些远古歌谣和神话，我们称之为传说时期的文学。

    远古时期的歌谣和神话传说，在古籍中时有记载。据说是神农时代出现的《蜡辞》云：“土，反其宅！水，归其壑！昆虫，毋作！草本，归其泽！”（《礼记•郊特牲》）这大约是一首农事祭歌。至于传说为尧舜时期的《击壤歌》、《康衢谣》、《卿云歌》、《尧戒》、《赓歌》、《南风歌》等，从其思想内容和语词来看，显然都是后人的伪托。倒是有些简单质朴的韵语，可能是原始歌谣的遗留。如《吴越春秋》卷九所载的《弹歌》：“断竹，续竹，飞土，逐宍。（宍古肉字）”反映的是原始人制造弹弓和狩猎的过程，语言古朴，但已经具有韵律，显然是一首十分古老的歌谣。《吕氏春秋•音初篇》所载禹时涂山氏之女所歌的“候人兮猗”，虽只有一句，却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比较可信的夏代诗歌的遗文。属于远古时期的神话传说，反映了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，先民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。后来的文字记录大多是片断零散的，有些已经被后人改造，中国神话的原始形态没有很好地保存下来。

    文字产生以后，中国文学才脱离了传说时期。文字的出现，是社会文明的标志之一。汉字的起源，历来有若干推断，至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。随着甲骨卜辞及殷商青铜器的不断出土，探讨上古文学有了可信的资料。甲骨文字和部分青铜器上的铭文，是现在所知最古的文字。甲骨文代表的商代晚期文字，已经发展为相当成熟的文字系统。甲骨卜辞文句简朴形式单一，仅有少量的记事文字；商代中期的青铜器铭文也只有两三字，直到商代晚期，铭文仍很简单。然而甲骨文和金文的产生却具有重大的历史文化意义，为口耳相传的文学发展成为书面文学提供了条件，标志着中国书面文学的萌芽。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，出现了一些较长的钟鼎铭文，这表明具有文学因素的文本出现了。从此，文学的各种形式在语言文字的不断成熟过程中分途发展。

    诗歌是最古老的文学形式之一。中国最初的诗歌是和音乐、舞蹈结合在一起的，这在我国古籍中有明确的记载。《吕氏春秋•古乐》云：“昔葛天氏之乐，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：一曰载民，二曰玄鸟，三曰遂草木，四曰奋五谷，五曰敬天常，六曰达帝功，七曰依地德，八曰总万物之极。”“葛天氏”应是传说 时期的一个部落酋长。这八阕可能是现在所知的最古的一套乐曲，有歌有舞，歌辞已经无可稽考，舞容极其简单，仅三人手持牛尾，边舞边唱。其内容从八阕乐 曲的题目来推测，“载民”是歌唱始祖；“玄鸟”即燕子，可能是本部落的图腾；“遂草木”歌唱草木茂盛；“奋五谷”歌唱五谷生长；“敬天常”即遵循自然法 则；“达帝功”以下反映了原始人的宗教信仰。这套乐曲体现了上古时代诗、乐、 舞一体的原始形态。《尚书•益稷》记载帝舜时的乐曲《大韶》云：“夔曰：戛 击鸣球，搏拊琴瑟，以咏。祖考来格，虞宾在位，群后德让。下管鼗鼓，合止柷 敔，笙镛以间，鸟兽跄跄。《箫韶》九成，凤凰来仪。夔曰：於！予击石拊石， 百兽率舞，庶尹允谐。”《箫韶》即《大韶》，九成即九章，是帝舜时乐官夔所 作。这套乐曲也是诗、乐、舞三位一体的。演奏时，有钟磬琴瑟管笙箫鼗鼓柷敔 等乐器，有人唱歌辞，有人化装为各种鸟兽和凤凰起舞。《左传•襄公二十九年》 记载吴公子季札对其内容和意义的评论，认为此曲“德至矣哉，大矣！如天之无 不帱也，如地之无不载也。虽甚盛德，其蔑以加于此矣，观止矣！如天之无帱也， 如地之无不载也。虽甚盛德，其蔑以加于此矣，观止矣。”据《论语•八佾》记 载，孔子也曾称赞说：“《韶》，尽美矣，又尽善也。”孔颖达疏去：“乐之为 乐，有歌有舞，歌以咏其辞，而声以播之，舞则动其容，而以曲随之。”这段话具体论述了《大韶》诗、乐、舞三者一体的盛大场面。《礼记•乐记》云：“诗，言其志也；歌，咏其声也；舞，动其容也。”诗、乐、舞三者紧密结合，是中国诗歌发生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。

诗歌和音乐、舞蹈相互结合的形式，在文字已经成熟并广泛用于文献记录以后，还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。如《诗经》中的作品都是乐歌，而其中的颂诗，是祭祀时用的歌舞曲。约在春秋以后，诗歌从乐舞中逐步分化独立出来，专向文学意义和节奏韵律方向发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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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 先秦文学的形态

文史哲不分 成熟的文学作品的出现 作者和时代难以确定

伴随着文字的产生而出现的先秦文学，并非纯文学。先秦时期，文化呈现一种综合的形态。先秦有些文学作品是史学或哲学著作。史学和哲学著作也富有文学意味。春秋时期楚国的观射父所说巫、祝、宗等职务，其职责范围还难以分清，巫和祝都兼有史的职事，显示了巫史不分的状况。据司马迁《太史公自序》云， 颛顼曾命南正（官名）重掌管天，北正（官名）黎掌管地，即掌管天文、祭祀之事。从唐虞到夏商，重、黎的后代都承袭这一职守。而当周宣王之时，重、黎的 后人失去了他们世袭的职守，成了司马氏，司马氏世世代代仍掌管着周史。从这里可以看出史学与巫术的分化过程。根据《尚书•洪范》，我们可以知道商代已形成了“五行”思想体系，编定于周初的《易》卦爻辞，已经具备了“阴阳”的 观念。殷周之际，中国文化经历了革命性的变化，萌芽于商代的“德”的观念， 在周代得以发展，形成了敬德保民的思想。春秋战国时期，文化学术思想空前活跃，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。于是，探索宇宙人生、进行哲学思辨和关注社 会政治、讨论治国之道的诸子说理散文成熟了。这些史学和哲学散文具备相当强的文学性。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战国策》等历史散文，内容丰富多彩，写作中动用了多种文学手法，基本具有了叙事文学的特征，奠定了我们叙事文学的传统。大多数说理散文也不是抽象地进行哲学思辨或枯燥地讨论政治、人生问题，而是在文章中表现出鲜明的个性，带着浓郁的情感，具有丰富的形象，文学价值很高。

先秦诗歌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发展过程，由宗教颂赞祷祝诗演进到政治叙事诗，再演进到言志抒情诗。宗教颂赞祷祝诗如甲骨卜辞中的韵文、《易》卦爻辞、钟鼎铭文中的韵语等；政治叙事诗如大雅的大部分、小雅的小部分以及颂等；言志抒情诗如小雅的大部分和国风的全部。这些诗歌或追念先祖，或美刺时政，或吟咏性情，奠定了中国诗歌的发展方向。

和中原地区不同，南方楚国的青铜器出现较晚，而铁器的出现却先于中原。铁器是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要素之一，它间接地促进了战国楚文化的发展。从现在所能见到的漆器上的线条，丝织品上刺绣的花纹以及帛画看来，其精美的制作工艺和艺术造型，都达到了相当高超的水平。正是这种文化孕育了“楚辞”。屈原说：“惜诵以致愍矣，发愤以抒情。”（《楚辞•九章•惜诵》）“道思作颂， 聊以自救兮。”（《楚辞•九章•抽思》）在楚地民风、民俗、及民间曲调基础上，屈原“依《诗》取兴，引类譬喻”（王逸《离骚经序》），借鉴了《诗经》的艺术精神和手法，创作出琦玮瑰丽的诗篇，与《诗经》一起，奠定了以风、骚为基础的传统诗歌的创作规范。

先秦有些文学作品，并非一时一人所作，它们或由集体创作，或经过后人加工修改，原始作者和创作年代都难以指实。《诗经》中只有少数作品可以知道作者的姓名，多数只能推测是由公卿列士所献或采自民间，有些作品可能经过乐官的整理加工。散文的情况更为复杂：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的作者及创作时代历来众说纷纭，《尚书》、《战国策》实为后人所编；诸子散文虽然都标明了作者，但有许多并不是个人的著作，如《论语》就是孔门弟子所记，《墨子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庄子》等书中也有很多篇幅出自他们的后学之手。此外，先秦文学作品在传承过程中可能也有所损益。这包括两方面的情况，首先是这一时期的作品的写定，往往要经历一段很长的时间，师说和后学之说，可能混杂在一起，师徒间代代传授，难免有增删的情况。其次，先秦典籍经秦火以后，大多为汉人重新编定，这就难免有讹误。汉代传授先秦经典的学派除了有古文、今文的分别外，师承也很多，因此，产生了很多异说。这些都模糊了先秦文学的本来面貌，使之存在许多可争议之处，这也是先秦文学作品不同于后代作品之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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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节 先秦文学作者的流变

由巫到史 贵族文学的兴起 士阶层的出现及其文学活动

先秦经历了一个由原始文化向理性文化嬗变的过程。在这一过程中，文化主要承担者的身份、地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，文学作者也因之而不断变化。

夏商时代和西周初期，以原始宗教文化为主，文化的主要承担者是巫觋。巫觋在商代具有重要的地位，远比在周代的地位高。他们理所当然地也是文学的创造者。《礼记•表记》云：“殷人尊神，率民以事神，先鬼而后礼。”前所列举传为神农时的《蜡辞》，就是上古流传下来的驱祸祈福的咒语歌谣。此外，今存甲骨卜辞、《易》卦爻辞，也是因占卜等巫术行为而作，不过，它们应该出自宫廷或有身份的巫觋之手。其中有些作品，句法简单整齐，偶尔协韵，是早期诗歌创作的萌芽。巫觋都善于歌舞音乐，巫觋祭祀降神的歌谣大多亡佚。可以想见，在夏商或周初，出于巫术祭祀目的而创制的韵文或歌谣是当时主要的文学作品。春秋以后，巫觋的地位或职业有所变化，巫术祭祀歌谣逐渐失去其原有的重要地位，但它并没有绝灭。《诗经》中一些祭祖的诗歌，如《大雅•生民》等，都是宫廷巫师的作品。总的说来，巫觋作为文学的作者，随着时代发展而逐渐衰亡。

上古巫史不分，史的职务起初也是宗教性的。《左传•昭公二十年》云：“ 祝史祭祀，陈信不愧。”一般说来，史官除了从事宗教活动外，还从事有关锡命、册命、载录氏族谱系等政治活动。随着商周之际鬼神地位的下降，人事受到重视，史官发展了人事方面的职能，并从原始宗教中脱离出来，成为新兴文化的代表。 史长于记人事、观天象、悉旧典。《商书》中的《盘庚》、《高宗肜日》、《西 伯戡黎》、《微子》诸篇，是史家最早的散文创作。史官世代传业，儒家所传的经书，多为他们旧藏的典籍。这些经书的文辞可分质朴与文采两类。史官所记录 的，如《周书》中的《大诰》、《康诰》、《酒诰》都是朝廷的诰誓，直录周公 口语，辞风质朴，不加文饰。史官自作的，如《周书》中的《洪范》、《顾命》 等篇，都显示出条理比较细密、文思比较清晰的特点。春秋时期，史官的文化活动达到了一个高潮，各国都有自己的史书，其中鲁国的《春秋》留存至今。鲁国史官左丘明采集各诸侯国的史记，作《春秋左氏传》，文质并胜，把史家散文推 上了一个高峰，成为后世散文创作的典范。

西周时期，学在官府，只有贵族才有受教育的权利，文化为贵族所垄断。当时官学的内容，据《周礼•地官》记载有六艺：“一曰五礼，二曰六乐，三曰五 射，四曰五驭，五曰六书，六曰九数。”这类官学，其后逐渐演变为私人传授，即父子代代相传。贵族掌握了知识文化，才能进行文学创作，所以召公云：“为 民者宣之使言，故天子听政，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，瞽献曲，史献书，师箴，瞍 赋，矇诵。”（《国语•周语》）其中的公卿、列士都是贵族。他们所献、所 箴、所赋、所诵之诗，即《诗经》中的三《颂》、《大雅》和《小雅》的一部分， 用以美、刺王政。贵族成了西周、春秋时文学的主要创作者。周朝同时也有许多民间歌谣，这些歌谣的作者大都是平民。据说这些诗歌经过专人采集后，由掌管音律的乐官、太师修正、加工，再演奏给天子听，以观风俗，知得失，这就是《诗经》中的十五国风。所谓“男女有所怨恨，相从而歌。饥者歌其食，劳者歌其事”（《春秋公羊传•宣公十五年》何休注），文学价值很高。

春秋战国之际，分封制度的解体，导致了上层贵族地位的下降和下层庶民地位的上升。于是，在贵族和庶人之间兴起了一个士阶层，士的人数迅速增加，他们的社会作用也日益重要。随着贵族阶级的衰落，官学或私家传授出现了危机，于是民间聚众讲学之风应运而起，文化知识也由贵族转移到士的手里。春秋末年，孔子在鲁国讲学，“弟子盖三千焉，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”（《史记•孔子世 家》），并发展成为儒家学派。春秋战国之际，墨家聚众讲学，并形成了有组织 的集团，当时称为墨者，后世称墨家。到战国时期，讲学成为时尚，士阶层迅速扩大。士由于掌握了文化知识，而为统治者所重视，一时“礼贤下士”之风大盛。 统治者招徠并敬重贤士，以谋富国强兵。各国有权势的大臣也多养士为食客，这些食客或为主人出谋划策，奔走游说；或代主人著书立说，如信陵君之编《魏公 子兵法》，吕不韦之编《吕氏春秋》等。士的地位空前提高，推动了学术文化的发展。当时诸子并起，代表不同阶级、集团的利益，他们议论时政，阐述哲理，形成了“百家争鸣”的盛况。

先秦文学作者的身份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，由巫到史，到贵族，再到士， 其演变过程，与文学繁荣的趋势是一致的。作者身份的多样性，使文学在体裁、题材、风格等方面显出了异彩纷呈的特性。

端阳

第四节 先秦文化与先秦文学发展的轨迹

原始文化与夏商文学 礼乐文化与西周春秋文学 百家争鸣与战国文学 楚地文化与楚辞

先秦文学伴随着历史的发展，在不同的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点，大致上可分为夏商、西周春秋、战国三个时期。

王国维《殷周制度论》说：“夏商二代文化略同。《洪范》九畴，帝所以锡 禹者，而箕子传之矣。夏之季世，若胤甲，若孔甲，若履癸，始以日为名，而殷 人承之矣。”（《观堂集林》卷十）贯通夏商文化的不仅是某些相同的制度，最主要的是贯穿于这些制度背后的意识形态，都是以原始宗教为主的。夏商文化以巫文化最有代表性，而夏商文学是与此时的原始宗教紧密联系的。

传说南音起于涂山氏所咏《候人歌》，东音起于夏孔甲的《破斧歌》。可以相信，夏商时代已有较为完整的诗歌出现。如《楚辞》中一再提及的夏启时的《九歌》，当是夏代流传下来的歌谣。据《山海经•大荒西经》记载，《九歌》是夏启得自于“天”的，可以想见，古《九歌》与夏时的祭天活动有关，它应该是 祭祀歌谣。商代的诗歌如《诗经•商颂》五篇，是自商流传至周的，这些诗歌颂 咏祖先，歌舞娱神，都是用于祭祀的。它们在述功和颂圣方面，很近于周之二《雅》，有较高的表现技巧。商代韵文还包括《周易》中某些卦爻辞，这些卦爻辞多采用谣谚的形式，若舍去其中的“占断辞”，便是简短古朴的诗歌。诗歌内容 或怨上刺世、申诉痛苦，或抒发爱情、歌咏劳动，运用象征、比兴、白描、叠咏等手法，用韵参差错落，灵活多样，显示了我国古代诗歌萌芽状态的特点。

巫史文化的昌盛，同时也促进了散文的发展。《尚书》所录《禹贡》和《甘誓》两篇，据说是夏代的遗文。《禹贡》列有九州，这种地理观念夏人不可能有，可以推断是周人补充进去的。《甘誓》记载夏启伐有扈事，文字简质，文义简单 亦是后人所追记。商代出现了完整的散文作品，其代表为《商书》。其中《盘庚》是可信的殷人作品，记录盘康迁都于殷时发表的训辞，文字古奥。《商书》中另 外四篇经过后人的润饰，已不是本来面貌。这些文章说明，巫史在政治、历史等领域的作用越来越大。

随着周初分封制的推行。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。自周公“制礼作乐” 到孔子“克己复礼”，旧的巫术宗教文化逐渐被取代，礼乐文化成了主流。也就是说，自西周开始中国进入了以礼乐为标志的理性文明阶段。“礼乐”的精神实质是对社会秩序自觉地认同，而这些“礼乐”概念或制度又是从前代原始巫祭文化，尤其是巫祭仪式中发展出来的，比如丧祭之礼，乡饮酒之礼等等，这些礼仪的目的在于维护等级制度，它的核心是“德”、“仁”等一些政治伦理观念。周 代的文化改革家们正是通过这一“神道设教”的方法，巧妙地完成了理性文化对原始文化的突破。正如王国维所说：“殷周间之大变革，自其表言之，不过一姓 一家之兴亡都邑之移转。自其里言之，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，旧文化废而新文 化兴。”（《观堂集林•殷周制度论》）

周代敬礼重德的理性精神，使人类社会和人本身的地位得到了肯定，各种神灵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怀疑和否定，殷商时期那种浓厚的巫术宗教色彩减少了。周代文学更加关注历史、关注社会、关注人生。对历史的关注源于对现实的关注，当神灵不再作为人们行为的动力，不再给人们指示方向的时候，历史的意义就显现出来了。尤其是在社会变革时代，人们更需要从历史中寻找行为的根据和经验教训。因此，周代的历史意识空前发展起来，史官原来的宗教职责迅速淡化，他们以自己的历史知识和职业信念自觉地肩负着对现实的责任，所谓“史官文化” 也因此而成熟。《周书》中的“诰”、“誓”以文献的形式，记录了西周初年征 服商人的历史，反映了周初的社会关系和周人的政治理想。春秋时期各国都有史书，而以鲁国之《春秋》为代表。现存鲁之《春秋》是经孔子修订的，它的基本精神是“道名分”（《庄子•天下》），即讲社会伦理秩序，并通过对历史事实的选择、以寓褒贬，寄托自己的社会理想。显然，孔子是通过修史来表达对现实的关注。在春秋末年，还出现了《左传》和《国语》，此二书继承并发扬了《春秋》的现实精神和表现手法，倡导儒家敬德崇礼、尊王攘夷、固本保民等思想。《左传》是先秦史传散文的顶峰之作，它记述史实，刻画形象，以极为高超的表 现技巧把中国叙事文推向成熟，开《战国策》、《史记》等史传散文之先河。《国语》以记言为主，其言辞典雅、精练，并通过人物语言描绘情节和人物形象，文学成就虽略逊于《左传》，也为后世所推崇。

除了历史著作外，春秋时期一些杰出的文化巨匠还将目光直接投向现实社会和人生，构建出种种不同的社会理想。说理散文因此得到长足的发展，出现了《论语》、《墨子》和韵散结合的《老子》。《论语》是孔子门人对孔子言行的记录，是先秦礼乐德治思想最集中的体现，表达了孔子对现实热切的关怀，它所昭示的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。《论语》文约旨博，言简意赅，极有韵味。《墨子》站在小生产者的立场，倡导一种平等简朴、和平、宗教型的社会生活方式。《墨子》发展了文章的逻辑性，文风朴实无华。《老子》一书有见于社会的混乱和罪恶，提出了“无为而治”的社会政治理想，表达对现实的反省和批判，直接导致了道家学派的成立，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十分巨大的影响。该书散 韵相间，自然变化，不拘一格。

周代文学在精神和风格上都体现为一种和谐、典雅的特质，一种婉而多讽的特征，这一特点表现在各种文体之中，如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等历史文献中的 “书法”，即体现了作者的良苦用心。《诗经》以“比兴”为主要的艺术手段， 再加以复沓叠唱的结构形式，造成一种含而不露、回环往复的效果。刘勰概括道： “《诗》主言志，诂训同《书》，摛风裁兴，藻辞谲喻，温柔在诵，故最附深衷 矣。”（《文心雕龙•宗经》）。这就是说《诗经》采用了比兴手法，文辞优美， 比喻曲折，最能切合人们的内心情怀。这种美学倾向为后代其他文体所宗尚，所 谓“赋、颂、歌、赞，则《诗》立其本”（《文心雕龙•宗经》）。

战国是我国历史上又一次重大的变革时代。随着周天子的衰微，西周、春秋 时代的礼乐制度颓然崩溃，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，出于对社会的责任感和对人生的关怀，著书立说，批评时弊，阐述政见，互相论辩，形成了“百家争鸣”的局面。西汉初，司马谈曾把“诸子百家”总括为阴阳、儒、墨、名、法、道德六家；西汉末，刘歆于六家之外，又增加了农、纵横、杂、小说四家。这些学派各自从不同的出发点，分别探讨了自然、社会、人生、政治、学理等问题。就其和方面 的影响而言，以道家的庄周、儒家的孟轲与荀卿、法家的韩非以及纵横家最为重要，他们虽主张各异，但都秉有战国时代特有的文化气质。

首先，他们立足于现实，着眼于现实，很少提及春秋时流行的“天命”等思想。庄子的思想虽然较为玄虚，却是建立在对现实的清醒认识的基础上的，更不要说充满了功利色彩的法家和纵横家了，他们看重的是政治形势和政治手段。儒家思想在战国时代也有所发展，孔子“敬鬼神”、“畏天命”的思想在孟子那里就很淡薄了，《孟子》谈论的更多的是现实问题，是“保民”，为社会设计一幅理想的蓝图。正因为诸子具有更加清醒的现实意识，诸子散文所表现出来的对社会现实深刻的认识与尖锐的批判，都是前所未有的。

其次，由于士人成为文化甚至政治的中心，所以他们不再盲目认同某种既定的秩序，他们的自觉创作精神大为增强。虽然他们所努力的方向不同，但他们都突破了春秋时温文尔雅的风尚，时常表现出强烈的个性和激情。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孟子和庄子。孟子自称“我善养吾浩然之气”（《孟子•公孙丑上》），以仁义蔑视君王的富贵，并以帝王师自居，因此行文极有气势，对待不称心的君王， 责骂为“望之不似人君”，文章锋芒毕露，富有激情。《庄子》文章如行云流水， 嬉笑怒骂，极尽渲染夸张之能事，无论是讽刺还是批判无不入木三分。纵横家也都各具个性，有争强好胜的苏秦，也有狡诈善辩的张仪，还有洁身自好、却强济弱的鲁仲连，等等。

就文学风格而言，此时是百花齐放。诸子的生活经历不同，文化教养不同，所处的具体环境不同，政治观点不同，文学观念也不尽相同，因此文章便表现出不同的风貌。如庄子为了表达对社会现实的嘲讽，表达玄妙精微的思想，创造性地运用了“寓言”、“重言”、“卮言”等文学手法，使其文章充满了奇思逸想。 他正是以“不言之言”、“不言之辩”，让人们“得意忘言”，自觉运用一种言 在此而意在彼，心神交汇的表现手法，从而达到“求之于言意之表，而入乎无言 与意之域”（《庄子•秋水》郭象注）的境界。孟子深切地关怀社会现实，救世心切，道义感和使命感使他具有强大的人格力量，因此为人为文都极具气势。《孟子》之文纵横捭阖，凌厉逼人，再加上生动形象的比喻，使得文风至大至刚，而又饶有韵味。《荀子》文风与《孟子》相近，有辩才，而述理更密，善于譬喻， 长于铺排，其总体风格，郭沫若以“浑厚”二字概括之。纵横家是战国时代最活跃的政治力量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“务于合纵连衡，以攻伐为贤”（《史记•孟 子荀卿列传》），积极参加诸侯国的政治、军事和外交活动，因此语言的力量对 他们显得无比的重要。他们充分运用了夸张、排比、寓言、用韵等各种文学手法， 务使其语言具有煽动性。《战国策》一书由此显得奇谲恣肆、雄隽华赡、姿态万方。韩非子蔑视传统的礼乐德治思想，并对现实政治有深刻的认识，所论“势”、 “法”、“术”，显示了赤裸裸的功利主义倾向。他的文章无所顾忌，峻峭犀利， 入木三分，淋漓酣暢。战国时期除诸子之外，楚国屈原别开一朵奇葩，照灼古今， 大放异彩。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，他处在宗国倾覆的前夕， 又身遭贬谪，报国无门，满腔愤懑，无可告诉，发为诗赋。屈赋以参差错落的句式，奇伟瑰丽的词藻，丰富奔放的想象，表现了屈原美好的政治理想和高尚的人格情操，是《诗经》之后的又一个诗歌高峰。

总而言之，战国时期思想文化领域十分活跃，百家争鸣的局面促进了文学的繁荣，产生了不同于前代而又风格各异的散文和诗赋。清人章学诚说：“盖至战 国而文章之变尽，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，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。故论文于战国， 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。”（《文史通义》内篇《诗教上》）

端阳

第一课题目

结合先秦文学简要谈怎样认识中国文学的起源？(1000字以内）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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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墨语

端阳辛苦···

翎泠

哇哦，给端阳倒杯水

250390241.0

先秦....诸子百家.....

叶凝萱

好辛苦的……

不过这个要慢慢看……